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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卖新闻前编辑委员谈中日媒体和媒体人的区别

作者:admin发布日期:2019-05-02 04:17

  日本是全球报业最畅销的国家,《读卖新闻》曾多次荣登世界报业销量的榜首。作为该报社的前编辑委员、驻中国总局长,加藤隆则身处中日两国不同的媒体文化环境中。他如何看待两国媒体和媒体人的区别?如何看待处于变革环境中的媒体人?

  加藤隆则: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部毕业,留学北京后回国入职读卖新闻社。2005年起历任《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长、中国总局长,2013年晋升为编辑委员,2015年6月因不满报社的官僚主义离职,现为自由撰稿人。

  媒体读者主要是普通人,记者需要在一些基本价值观层面上和他们保有共识,否则写出来的文章是难以被接受的。

  媒体人如果不知道普通人的感受是什么,就找不到和读者之间的共同语言。我们不能用一种脱离常人的价值观来看事物,比如面对一件事情,如果一般人内心会受到感动——或者哭,或者笑,而媒体人没有这种感受的话就难以和读者共鸣了。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记者对于若没有悲惨、悲痛的感受就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再比如买食品,售价三十块钱的东西,如果老百姓觉得很贵,但记者从富人的角度看觉得不贵,那也难以做出好的报道。

  一般媒体的读者主要是普通民众,所以记者需要掌握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和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遇到事情第一反应是大众会怎么看,怎么想,这是判断其新闻价值的最基本的要素。

  在此之后就是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社会责任、法律规范等方面的要求。比如要有底线意识——不能进行金钱交易,不能为了钱写报道;比如不宜像钓鱼执法那样钓鱼采访(隐性采访视情况而论,出于保护自身安全需要的可以理解)。记者在采访时应该考虑自己的做法能否被大家接受,这也是一种对大众标准的体会。

  当然,社会责任、道德意识、法律规范的要求也是所有行业都面临的,只是身为记者需要比其他职业从业人员有更多的公共意识和公益意识。采访写作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报道的目的和报道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想在名誉侵权的民事诉讼中免责,稿件就必须具备真实性、内容的公共性、目的的公益性这三个基本特征。

  Q2:中国有很多高校设有新闻学专业为媒体培养从业者,而日本几乎没有,请问日本的记者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A:我们认为做记者不需要什么理论培训,日本媒体是在实践中培训记者的,新入职的记者最初五年一般在地方记者站进行锻炼接受培训。

  在日本,工作保密性强,他们是很难接触到的群体,所以几乎所有的报社以及NHK、共同社新入职的记者都是从采访开始的。哪怕《日本经济新闻》这样专业的经济类媒体,他们的记者也要这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采访时,会涉及的事件有车祸、火灾、杀人、等。以车祸为例,记者要采访到车祸原因、怎么处理的、事件后面的社会背景等。

  采访一方面可以使初出校门的年轻记者得到良好的锻炼,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找到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

  A:媒体录用记者时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不会规定所有应聘者都必须会外语,而主要是看每个人的特长在哪里。

  擅长外语的,可以录用做国际新闻;学过法律的,可以去做司法方面的报道;理科出身的,可以专攻科学领域报道。当两个人的专业背景相同的时候,就会考察其社交能力,内向和外向的人相比会倾向录取后者,但是当前者显得更加可靠时则另当别论。

  此外,面试官个人的感觉和喜好也是影响因素。三轮面试中,第一轮是年轻的面试官,主要是看应聘的人能不能和自己一起工作;第二轮面试是出于媒体整体需要的考虑,比如今年哪些岗位需要人;第三轮是对基本选定的人进行最终确认。

  笔试的话是写文章,会给你一个题目,比如“夏天”。不要求长,主要是看能否写出独特的角度。你可以写夏天的回忆、气候的变化、钱、国家、道路等都行,但写夏天很热就没意思了。

  前面我提到记者的素养是要具备普通人基本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记者也需要有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眼光,能从各个侧面多方位观察事物,笔试就是考察这一点。

  A:我在进早稻田大学之前已经有了做记者的梦想,当时的想法是自己正义感比较强,适合当记者。我比较崇拜的同行是桐生悠悠(1873-1941,曾任职多家媒体,以批判军国主义言论著称)、菊竹六鼓(1880-1937,曾任职福冈日日新闻社,以反军国主义、拥护宪政著名),当代的有本田靖春(1933-2004,原读卖新闻社记者)、泽木耕太郎(1947-,独立媒体人)。

  Q5:您曾经说过:“在日本,一个报社这么大,官僚主义非常严重,都是听上面的。”可否谈谈日本媒体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

  A:在日本,报社的团体越大,管理越严,记者的独立性就越小。上面的权力太大,选什么题、怎么写、什么角度都会管,只有采访是记者自己的事情。日本是一个组织型社会,普遍重视组织管理,为了避免风险,责任分散,留给个人的空间很少。

  目前日本纸媒的销量在下降,只不过比欧美的幅度小,大报还保持着几百万的发行量,读卖新闻在去年后半年减少了70万的发行量。在纸媒遇到危机的时刻,因为害怕出错失去市场的官僚主义也越来越明显,导致报道内容更加趋于保守,失去了创新和挑战的精神,这样一来市场必然会越来越小,从而步入恶性循环。

  在中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但在一个报道里留给记者个人的空间比日本大,有些报道内容很全面很深入,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很大。另外,中国记者个人的自主性很大,不一定一直在一个报社,不同的报社记者之间的交流很普遍。

  中国有很报,在我们看来,读中国党报是看官方的想法,而不是社会的想法。日本报纸由于读者众多,发行量大,考虑到报纸的商品属性,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必须要重视信息量。

  网络时代,信息海量,什么都看得到,报纸要有自己的风格的话,往往也会重视背景性、分析性的报道,但是还是信息量为主。

  在中国,都市报的记者不可能跟新华社的记者一起跑新闻,但是日本的话,报社的记者是和共同社的记者一起做事情的,这也是重视信息量的一个表现。共同社的大客户是地方媒体,主要是给地方报纸提供中央新闻和海外新闻。

  日本媒体从业人员待遇较好(现在也越来越差了),记者曾经是排名前十位的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但现在年轻人也不太愿意来应聘了。

  习在谈到反斗争时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任其发展下去,人民就不会信任和支持我们。”这就涉及执政合法性问题。这句话包含三个关键词,即“人民”、“信任”、“支持”。

  蔡英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以《前途决议文》和“2014年对中政策检讨纪要”来应对“九二共识”。而且,极有可能是既不说承认“九二共识”,也不说反对“九二共识”,甚至是完全回避。就像她在今次全代会的讲话那样,全文一字不提。

  之所以我们都是李嘉诚,之所以把资本弄出去,是因为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预期不好,投资回报低,以及资金缺乏安全感所致。解决的根本途径是提振中国经济,保障公民财富,限制流动是舍本逐末。

  厅官潜逃沦为农民工,一干就5年的“励志故事”不能忽视其价值,在现实中具有教育意义。建议有关部门组织陈金城到各地党政机关巡回演讲,把他的这些“励志故事”的点点滴滴讲给我们的官员们听,我想对官员的触动一定会很大。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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